基辛格提出了一个观点：美国人认为如果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么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解决那个问题；而中国人却认为，问题不可能获得根本性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引发新的问题。 2018年11月6日至7日，彭博创新经济论坛（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在新加坡举行。6日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应邀出席该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演讲。在随后进行的“对话基辛格：全球格局——回顾过去50年、展望未来50年”环节中，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与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名誉主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进行了时长为17分钟的简短对话，下面是对话内容。 “米思伟：基辛格博士，谢谢您来这里参加此次对话。我刚刚查阅了一下历史数据。197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仅占全球GDP总量的不到5%，这个比例现在已经提升到了20%。另外，1971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仅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不到1%。那时您曾亲赴北京，去与您所称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adversary）打交道。您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当时去北京都做了什么？您当时所做的事情对今天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基辛格：当时全世界都是冷战的战场，整个地球都被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敌意笼罩着。我们要从冷战的大背景去看当时的大多数问题。我们当时希望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部分也是因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当时认为，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可以为冷战引入新的影响因素，甚至可能改变整个冷战的发展方向。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可他们却对我们十分了解。当时与我会谈的中方人员对我说，他读过我写的每一本书。 “米思伟：您当时认为中国人有与我们达成交易的意愿吗？您当时对达成交易有把握吗？ 基辛格：我们当时并没有太强烈的要达成某种交易的想法。我们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找到两国利益的结合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改变冷战的格局。我去北京并不是为了达成某个具体的协议，我的任务是代表尼克松总统向中方发出邀请。我们互相向对方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所以当美苏关系出现紧张状况时，当这种紧张状况超出美苏两国的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时，中国就可以发挥他的作用。这对苏联的战略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最后对亚洲其他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基辛格与毛泽东 “米思伟：当我们看今天的美中共同框架的时候，您认为是否也存在某个国家具有当年中国所具有的那种“战略对手”的特质呢？ 基辛格：当年美中之间的谈判是从对手的角色开始的，一步一步两国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合作关系。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当年是完全相反的。如今，我们两国仍然处于与当年同样的世界秩序之中，不过今天世界秩序的演化速度是当年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正如你刚才提到的，1971年的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是个很小的角色，可几十年来这个国家所积累的发展动力和国家实力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和商业平衡。
“米思伟：所以您认为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当下的紧张局面。 基辛格：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新的玩家，这个国家已经有能力与美国在诸多领域进行竞争，所以我们难免会在全球各地“踩到对方的脚趾”。在面对问题时，美中两国就如何解决问题在哲学层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我们在维护两国合作关系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米思伟：为了维护两国间的伙伴关系，是否存在一个框架呢？ 基辛格：对于美中两国来说，在确定谈判目标之前，各自都应向对方清楚说明自己必须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自己无法做出怎样的妥协，两国应尽量避免陷入具体细节之中，做到这几点是很有必要的。 “米思伟：两国之间有什么共同目标吗？您刚才提到中国人和我们在看问题时存在哲学层面的差异，这是怎样一种差异呢？是否还可以谈谈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呢？ 基辛格：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来说，美国人认为如果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么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解决那个问题；而中国人却认为，问题不可能获得根本性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引发新的问题。这是美中两国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 我认为，如果世界秩序持续被美中冲突所笼罩，那么这种冲突迟早会走向失控。这也是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教训。两国之间出现一些意见分歧是难免的，不过两国都应该意识到，冲突的爆发将彻底摧毁人们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希望，我相信两国都能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我对此是非常乐观的。 “米思伟：解决方案是否包括某种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会使美中双边关系获得改善吗？ 基辛格：说起结构性变化，我想到了当代的技术进步。我认为两国间的对话机制是存在的，两国间在经贸问题上出现分歧不应成为对其他领域造成影响的“判例”（test case）。两国都应意识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new international order）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这要比两国日常遇到的贸易摩擦重要得多。 “米思伟：您认为中国人是否理解您在一本著作中所阐述的世界秩序呢？也就是，在这个世界运转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某种程度的势力平衡。 基辛格：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未经验过与另一个国家处于势力平衡状态是什么样子，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在本地区一直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挑战，他们需要意识到，现在有了一个实力上能与其平衡的国家，这种意识上的转变不应是被迫的，但他们需要理解这一转变的意义。我认为，美国和中国都应该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米思伟：具体在美国方面来说，您认为美国应该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呢？ 基辛格：美国应该从历史中得出结论，并非每一场危机都是由于某一方的“恶意”（ill will）所引发。另外，美国还应该意识到，“教育别人”（educating people）与“学会与人合作”（learn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m）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并非每一种分歧都是由于缺乏互相了解造成的。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新的世界秩序未必令我们感到熟悉。不过，二战结束之后，我们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方面做了很棒的工作。所以对此我是乐观的，我认为我们一定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米思伟：您原来曾提到，在19世纪末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当时在英国有很多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很不愿看到德国的崛起。您认为现在在美国是否也存在一大群人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呢？ 基辛格：是的，在美国很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群人。19世界末，当时没有人知道现代科技对战争的影响力。如果当时人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会以1918年的结局收场的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欧洲领导人会愿意在1914年8月加入那场战争。而现在，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美中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关于当今的武器技术，我们不能完全确保某一种武器一定能准确理解自己被赋予的攻击使命。所以军事冲突必将带来混乱，即便从军事技术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当两国领导人思考如何做出历史选择的时候，他们得出的结论会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必须共同去努力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项。19世纪的一位哲学家曾指出，“总有一天，和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这种世界性的和平要么是通过人类之间的互相理解实现的，要么是通过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实现的”。我相信，美中两国有足够的意愿避免爆发这种毁灭性的战争。 “米思伟：您的这番话给了我们简短的对话环节一个非常乐观的结尾。 基辛格：这事关我们应如何行动，并非是我在预言什么。 “米思伟：这取决于是什么人在采取行动。 基辛格：这取决于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这段人类历史的。美中两国必须明白，双方各自都做出某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美中两国必须了解对方是如何看待当下的世界局势和未来的变化趋势的。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两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米思伟：好的，非常感谢您来参加这场对话。 相关阅读 基辛格论中美关系：老牌大国和崛起中大国的博弈 摘自基辛格所著《世界秩序》 中美文化政治背景差异显著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它相似，但国内秩序却迥然不同的国家长期互动过。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 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 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强敌环伺，虎视眈眈。 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 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 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 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是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对他在胜利之初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国的官僚倾向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江泽民从1989年开始，对外亲自执掌外交，对内扩大{gcd}的群众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共和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贸易体系中的正式一员。{hjt}巧妙地平抚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 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198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成员有大学文凭。而现在，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是大学毕业，其中很多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中国大学学位的基础是西式课程，不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也不是后来{gcd}规定的、只允许教授某些知识的课程）。这代表着他们完全摒弃了过去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骄傲自负的狭隘观念。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并未受其束缚。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大国的博弈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同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怀疑对手会在它羽翼未丰的时候试图扼制它的成长壮大。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10个导致了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考虑到《世界秩序》写作期间美国并未进行任何重大的军事部署调整，这样的态度更值得注意。 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的周边地区实行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双方的疑虑均因彼此的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而进一步加深。即使当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双方也都会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双方都有责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单方面的部署和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 双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10年的教训，当时逐渐形成的猜疑气氛和潜在的冲突最后爆发为巨大的灾难。欧洲领导人沉溺于他们的备战计划，未能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分开来，结果作茧自缚。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说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朝鲜问题 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朝鲜问题。19世纪的俾斯麦说过：“在我们这个奇妙的时代，强国因良知的顾忌而软弱，弱国却因胆大包天而强悍。”他这句格言用在朝鲜身上可说是分毫不爽。朝鲜的统治不符合任何被认可的合法性原则，甚至不符合它声称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它的最大成就是制造了几个核装置。它没有军事能力和美国打仗，但它手中那些核武器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军事用途。朝鲜的核武器会刺激日本和韩国发展自己的核军事能力，也让平壤自以为有所倚恃，贸然进行与它的实力不符的冒险，因此造成朝鲜半岛战火重起的危险。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它“一个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它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对朝鲜当局来说，放弃核武器很可能会造成它政治上的解体。但中国和美国在它们支持的联合国决议中公开要求朝鲜做的，正是放弃核计划。中美两国为了达到自己的国家目标，需要协调政策。双方有关朝鲜半岛的关注和目标有可能达成一致吗？中国和美国能否制定出协作性的战略，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无核化，使所有各方都更加安全、更加自由？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向着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迈出的一大步。 光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他们不可能预料中国人民对他们确定的宏图伟业如何反应，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合作来加强。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hjt}和***）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的步骤。 光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将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美国是东亚均势的一部分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如果均势中参与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换门庭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均势总是岌岌可危的。东亚的均势若是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由此产生的联盟可能会比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盟更加僵化。 在东亚，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这与俾斯麦的情况可有一比，他与奥匈帝国结盟，又和俄国签订条约。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维持了欧洲均势的灵活性。后来为了透明，不再采用这种模糊的手段，结果引起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说，自从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充当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之后，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决定因素。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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