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劫机犯因期货爆仓而被枪决。

鱿鱼

1983年5月5日，星期四。早上6时30分，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早间的全国新闻节目。就在这时，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迹告诉他，信是儿子安卫建写的。他颇感诧异地把信打开，只见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安国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学院院长。

    安卫建是学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曾因盗窃、持枪斗殴和流氓等行为，数次被警方拘捕。那么，他这次的不辞而别，会不会是又一次犯罪行动的开始呢？这个可怕的推断让院长也陷入了极度不安。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马上检查一下存放在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弹是否安在。检查的结果令人大惊失色：存放在其中的4支美制手枪及30发子弹全部消失！

    他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保卫处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安卫建的密友姜洪军也同时失踪！这两个人同样声名狼藉，都曾有过数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记录。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栗增洪立即带人赶往火车站查找二人去向，但却一无所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过其他途径展开的查找也都毫无结果。上午9时10分，学院决定向警方报案。皇姑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派警员赶往现场进行勘察。10时整，案情被报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11时40分，市公安局向该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门发出了对安卫建、姜洪军等人的通缉令，同时立即派警员赶往东塔机场截堵嫌犯。

    但是，当警员赶至机场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得逞的恶性劫机案已经在渤海湾上空发生了，一时间，举国震动……

    上午10时49分，中国民航的英制三叉戟296号班机从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前上海。这个沈阳—上海—哈尔滨—上海—沈阳的航班原定起飞时间是8时20分，因故障维修到10点半。机上共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名，96名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

    11时20分左右，飞机飞临渤海湾时，以卓长仁、安卫建为首的6名武装暴徒突然冲到驾驶舱门口，用枪猛射驾驶舱门锁，踢开舱门后持枪闯入驾驶舱对机组人员射击，当即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打成重伤。领航机长王仪轩和另一名机长和长林从劫持开始就故意晃动飞机，制造颠簸，试图干扰歹徒们的行动。发现效果不大后又紧急下降，伺机着陆。

    没想到劫机首犯卓长仁冲进驾驶舱以后，立即跑到机长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大声喊着：“148度！148度！汉城！”王仪轩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今译首尔）方向啊！这是个什么人呀？有准备，还懂行！后来查知——卓长仁上过航校，辽宁省航校毕业。

    飞机劫机前在云上9000米，经过卓长仁的推拉超速往下俯冲，每分钟的下降速度超过了6000英尺，王仪轩见此赶快向上拉升。因为飞机不能直接就起来，拉的过程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还要继续下冲一段距离，所以情况特别危险！一不小心，就有机毁人亡的后果。

    在这个过程中，报话机里一片嘈杂，地面沿海一带的机场都在向我们喊话，因为报务员王永昌在歹徒闯进驾驶舱以前向地面喊了一句：“有人劫机！”这句话在东北沈阳、大连一带都能听到，所以地面机场都在找，里面都叫乱了！歹徒当中的一个人很快就破坏了通讯系统，中断了和地面的联系。

   此时，在国家空中交通安全管制的神经中枢北京，国家民航局总调度室，全天候监控着全国范围内所有跨地区的高空干线飞行的值班雷达管制员，发现了罕见的异常情况：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信号若隐若现，并且开始偏离航线。他没有迟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组……

中国民航296号客机领航机长王仪轩

    在296号航班。在经过了一阵剧烈颠簸之后，飞机终于重新恢复了平稳。然而，驾驶舱里的局面已经完全被劫机者所控制。卓长仁用手枪顶在王仪轩的头部，王仪轩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拖延，他无法和副驾驶有任何交谈，只能在这段不确定的时间里独自完成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和劫机者同归于尽，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保全乘客的生命？而接下去的一切，都将取决于他做出的决定。

     王仪轩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北飞15度，争取到大连落地。他趁着拐弯的时候让飞机掉了个头，从罗盘上看，148度和15度在不懂行的人眼里罗盘看上去是没有多大差别，因为飞机上有好几个罗盘！向北15度大约飞了一分钟，卓长仁就不干了，他说：“不对！不对！148度不是往北，是往东南飞！”说着便拿枪不断地敲打着王仪轩。

    机长稍稍向东调整了一下飞行方向，但卓长仁还是不停地说：“不对！不对！往东飞！继续往东飞！往左改！再改！”飞机往丹东的方向又飞了一两分钟。卓长仁发现方向还是不对，又说：“不行！再改，再改，再往东边改！”于是，飞机绕来绕去的对着朝鲜平壤的方向飞去了40多分钟，对于机组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了。

    半路上，卓长仁把伤员擦血的毛巾拿过来放在了操作台上，警告说：“你们要不听话就是这个下场！咱们同归于尽！因为我们要不在汉城落地，回去肯定被枪毙，前面那几个人不是都被枪毙了吗？所以你必须听我们的！”

    王仪轩没理卓长仁，一直往前飞。他用余光打量了一下卓长仁，见他戴着眼镜，长得黑糊糊的大个儿。“你是干什么的？”“你别管！我是老大，你以后叫我老大就行了！”王又问：“你是什么单位的？”他说：“我是政府机关的，人家都叫我汽车大王，什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汽车都是我给买的。”

    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平壤的东北边，那里有个大的军用机场。那时飞机大概是在四五千米的高度，不是很高了，王仪轩肯定那是朝鲜的机场，就开始准备下降。但是卓长仁不让，他叫继续盘旋。过了一会儿又说继续往南飞，见飞机在下降，卓长仁突然不干了，边说还边骂：“拉起来！不行不行！再不拉起来开枪了！”很明显，他不能肯定这是汉城。

    只飞了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过了“三八线”。一过“三八线”，南朝鲜方面的战斗机马上就围上来了。后来听说，当飞机进入南朝鲜领空的时候，汉城还拉响了空袭警报。其实当时很危险，如果飞机再往西南边飞80公里的话，就会进入南朝鲜的一个很大的军事禁飞区，即使是它们国内的飞机，如果穿越那个禁飞区的话都会被炮击。

    和长林趴在驾驶台上，向下看了一下说：“那儿有一个小机场！跑道好像是沥青的！”飞机掉头准备降落。但是，飞机一往下飞，南朝鲜的战斗机就开始晃翅膀，并且不断地做出下去再拉起来的动作，意思是不让落地，让继续跟着它飞。因为油马上就要用光了，王仪轩还是对准了跑道准备降落。后来才知道，那个机场是美国的一个专门起降直升机的机场，跑道很短很窄，根本不适合起降客机。

三叉戟的跑道最短也要2000米长，45米宽，可是这个跑道只有1260米长，25米宽，何况当时飞机还是顺风，所以飞机停下来需要更长的距离。比跑道更危险的是机场周围的地形——机场三面环山，山又陡又高，只有一个入口，如果不从这个入口降落而是从对面降落的话，飞机的落地点起码要在跑道中间，那后面的跑道就太短了，肯定会机毁人亡。

王仪轩凭着感觉在降落前让飞机调了一个头，降落的时候万幸没出事！因为事先担心跑道可能不长，有所防备，所以目测低一点，一进跑道就落地，飞机接地后马上踩刹车，然后拉反推、反喷，飞机居然就停住了。飞机停稳后他看了一下时间，大概是下午1时15分。就这样，中国民航的飞机闯进了汉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镇——春川镇。
  

鱿鱼

劫机首犯卓成仁18年后在台杀人被枪决

    5月5日中午，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组接到总调度室打来的电话，说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有可能碰到麻烦了。根据有关规定，一旦发生了劫机事件，或者是怀疑发生了劫机事件，小组成员要立即赶到总调度室，并且马上将情况上报到国务院和中央，当时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劫机事件的部门，叫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

    当卢瑞龄（296号航班被劫持后赴汉城谈判的中国民航工作组副组长）赶到总调度室的时候，总调度正在雷达前观察情况。那架飞机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地面人员一直在向机上喊话，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机组的答复。又过了一会儿，飞机从屏幕上消失了，大家开始猜测，它可能发生意外了，因为叫机长叫不通，不一定是通讯出了问题，而是机长根本不能回话。

    继续观察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发现飞机的踪影。大家越来越着急，开始多方联系，寻找飞机的下落。但是和其他机场通话后得知，它既没有到上海去，也没有到境内的其他地方去，就不得不考虑它飞到境外的可能性。在渤海湾上空，飞机走的路线无非是日本、朝鲜和南朝鲜（中国与韩国建交前对其的称呼）。按照常理推断，如果飞机是飞往朝鲜的话，对方肯定会跟我们联系。飞到日本的话，对方也应该跟我们联系。可他们都毫无反应，那么只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飞到了南朝鲜。

    卢瑞龄当时是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根据分工，民航的对外事务主要由他负责。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最好是立即和南朝鲜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了，但是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两国的空中管制区域也没有联系。怎么办？情急之下，总调度室的一个副主任提醒：看看是不是还保留着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名片，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参加过亚太地区国际民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南朝鲜代表一直积极地和我们接触，虽然中国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但两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还是可以接触的。

    卢瑞龄很快就找到了名片，由于情况紧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没有事先请示的情况下，用私人名义给金彻荣发了一份电报，问他，“我们有一架飞机失踪了，是不是在你们哪里？”我当时想，如果请示民航局领导和中央领导的话，我们就会花费很多时间。虽然296号航班飞往南朝鲜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但我们还是发了那样一份电报，并且开始焦急地等待对方的答复。

    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书记处调研人员正在听取国家民航局局长沈图对中国民航事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在谈到中国反劫机工作现状时，沈图不无忧虑地说：中国的反劫机工作刚刚起步，存在着发生问题的隐患，而一旦发生劫机事件，鉴于当时的周边环境，中国将面临交涉上的特殊难题。话音刚落，有人通知沈图接电话。看到对方的焦急神态，沈图知道，电话的内容一定非同一般。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担忧立即就被印证了，他从电话里听到秘书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296号航班可能被劫持了！在11时25分的时候大连民航站报告，说他们在听到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对地面喊话，内容是“有人劫持飞机”！沈图当时只觉得自己脑袋里“轰”地一响，除了血脉贲张引起的嗡嗡声外，耳朵里什么也听不到了。他立即驱车赶回民航局，一路上，他都在心里不断祈求着：但愿不要让这个消息成为事实……

    沈图赶回来民航局后直奔总调度室。进来时人们还在全力搜索296号航班的下落。没过多长时间，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的几个主要成员也都赶到总调度室，有组长谷牧，当时是国务委员，另外还有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几个主要成员都来了，可见中央对这起事件的高度重视。

    大家一边不停地继续对空喊话，向各个民航站询问情况，一边命令沈阳地区和从大连到上海沿线的所有机场，随时准备引导296号航班降落。就这样，一直到了下午1时多，监听部门突然从国外的电台里听到了一条消息，说296号航班已经在当地时间12时13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3时13分的时候，降落在南朝鲜汉城东北面美军基地的一个机场，叫春川机场。

    虽然还不知道有关的具体情况，但飞机被劫持这一点是肯定的了，所以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马上召开了一个会，分析了情况。谷牧在会上说，这次劫机事件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重大恶性劫机案，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要尽最大的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要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弄清楚情况，并且马上起草一个处理这次劫机事件的报告上报中央。

    会议结束以后，民航局的有关人员又在一起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包括怎么进一步弄清情况，怎么制定营救方案，怎么和外界联络，怎么向外界表态，等等。当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应该尽快派人到南朝鲜去直接和对方交涉。但是总要有办法把我们的想法通知南朝鲜方面吧？后来沈图局长也用了金彻荣这个渠道，以自己的名义通过东京给金彻荣发了一份电报，说希望能亲自去汉城和南朝鲜方面商讨解决办法。

    在这同时，又给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柯台特博士，还有他的秘书长朗贝先生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理事会按照国际公约干预这件事，具体地讲，就是敦促南朝鲜方面迅速交还乘客和飞机，并且引渡劫机犯。柯台特博士很快就通过中国驻国际民航组织的代表表了一个态，说他强烈谴责这次劫机行为，对中国民航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他还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愿意亲自陪同沈图局长到汉城谈判。

接下去的事情就是给中央写报告，报告由沈图局长亲自起草。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西方的几大通讯社也先后报道了这次劫机事件，我们从他们的报道中又陆续得到一些新的消息。我们的报告是在当天下午5时报送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我们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立即派沈图同志前往南朝鲜直接进行交涉；
第二，马上通过外交途径请日本和美国对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让他们保证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绝对安全；
第三，以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的身份，要求这个组织的理事会主席出面交涉，按照国际上的几大公约，也就是《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处理这起劫机事件。

当天晚上7时，中央就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亲自打电话来，要求我们马上分头行动，并且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给中央。

    春川机场。296号航班庞大的机身停在了又短又窄的军用飞机跑道的尽头。驻扎在机场上的美军立即分乘几辆军用卡车飞驶而来，将飞机团团围住。有人跑到飞机前面用中文喊话，问是怎么回事儿。几分钟后，飞机前端的舱门被打开了，卓长仁荷枪实弹地出现在门前。他开始向赶到飞机前的地面人员大声喊话，对方问他们要上什么地方去，他们回答说要上台湾，而且提出要找台湾驻韩国的“大使”面谈。

    劫机者声称，在他们的要求被应允之前，他将扣押航班上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但是，在韩国的最高决策层做出决定之前，机场上没有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双方的对话很快就陷入了僵局。驾驶舱的门始终被两名劫机者持枪把守着，王仪轩不知道外面和客舱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但是，透过驾驶舱的前窗，他可以看到机场上戒备森严的情景，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

    密不透风的机舱里变得憋闷难耐起来，饥渴也开始折磨着所有的乘客。三名乘客开始起草一封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他们在信里强烈要求尽快回到祖国，并且严惩劫机者。在接下去的时间里，这封信奇迹般地在暴徒们的目光监视下不被觉察地传递，每个乘客都在上面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双方在门口喊话的时候，南朝鲜方面派人到飞机上，把两个伤员抬下去了。他们对伤员做了简单的处理，然后又用直升飞机把两个人送到汉城做手术去了。因为有两个劫机犯拿枪看着，机组人员只能被迫待在驾驶舱里。王仪轩意识到，必须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无论如何都要到机舱里和旅客们交代几句。在出驾驶舱之前，他已经先把自己手头上的一些重要资料销毁掉了，其中包括国内各个机场的导航资料和通讯密码。

另外还有一个穿云图，它可以帮助驾驶员在看不见机场跑道的情况下安全下降。这些资料都是保密的，特别是当时南朝鲜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飞机一停下来，王仪轩就把它们一一拿出来撕碎了。负责看押的两个劫机犯也没阻止。王仪轩一句话也不说，站起身来就往后面走。两个劫机犯一说：“不许动！”我说：“我上厕所！”

    王仪轩看到后舱的乘客都在。就说：我们现在是被劫持到南朝鲜来了，我跟你们大家说几个事儿——第一，所有人的行动都要听我们机组的指挥，你们自己不要随便乱跑、乱说；第二，你们下去以后，南朝鲜方面肯定要你们登记，如果你们的身份比较重要的话，登记的时候不要写真实姓名。再有，你们现在身上带的有什么机密资料的话，也包括证件，马上交给我们的机组人员，我们会拿到后面卫生间的马桶里销毁掉；第三，下飞机以后，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机组人员把收集起来的东西撕碎以后，放到马桶里搅成了纸浆。其中有一位旅客的资料还放在托运的行李里，我们的一个乘务员又领着那位旅客，打开了后舱地板上的一块盖板，爬到黑糊糊的行李舱里去翻，最后终于找到那些资料销毁了。

    所有的人在飞机上等了8个多小时。这中间，南朝鲜方面曾经给我们的旅客送了些面包和水，但是始终不让我们下飞机。后来我了解到，在这8个小时里，南朝鲜有关方面一直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究竟应该怎么处理这起劫机事件。

    到了晚上9时多，他们终于让下飞机了。王仪轩在那一瞬间曾经冒出过一个念头，就是想趁着下飞机的时候跟劫机犯动手。但是观察了一下又觉得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劫机犯有枪，而且很狡猾，根本不跟乘客一起走。如果这时动手的话，机组人员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而旅客能不能很好地配合还很难说，弄不好反而会使局面失控。于是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一起下了飞机。六名劫机犯是等旅客都下来以后才走出飞机，他们当时很不放心，坚持要最后下。他们六个人是被单独拉走的，里面还有一个女的，也不知道被拉到了什么地方。

    1983年5月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据共同社报道，被武装暴徒劫持到南朝鲜的中国民航296号客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在今天上午9时离开飞机降落地点附近的春川市，被送往汉城。被劫持的客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是在昨天晚上从春川附近的军用机场被送往春川市内的旅馆的。据报道，六名劫持犯已被南朝鲜军事当局拘留。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领民航工作组一行和机组人员共33人，将于7日上午8时乘专机离京赴南朝鲜，接运被劫持的中国民航客机的旅客和机组人员，处理这一劫机事件。”

经双方磋商后，5月10日被劫持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返回了中国。经检修后，被劫持的客机亦于18日返回北京。同日，国务院发布嘉奖令，决定授予中国民航王仪轩机组以“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的称号，授予机长王仪轩以“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的称号，奖励和表彰机组全体人员与暴徒进行斗争的英勇行为和在南朝鲜的良好表现。

国务院的嘉奖令说：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第十飞行大队王仪轩机组，1983年5月5日驾驶三叉戟296号机，执行沈阳至上海航班任务。在飞临渤海上空遭到6名武装暴徒劫持后，他们表现得很勇敢、很机智，确保了旅客安全，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当出现严重危害旅客和飞机安全的险情时，机组及时采取紧急措施，多次化险为夷。在暴徒以武力相威胁而又与地面失去联系等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机毁人亡，机组沉着冷静，以高超的技术，使飞机安全降落在不适宜降落大型飞机的南朝鲜春川机场。飞机落地后，机组人员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立场坚定，组织旅客团结战斗，争取返回祖国。



　　公安部门事后通报，6名武装劫机者分别是：卓长仁（原为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姜洪军、安卫建（两人原为沈阳体育学院的工作人员）、王彦大（原为沈阳市于洪区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吴云飞（原是广东省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高东平（卓长仁姘妇），他们均为犯有盗窃枪支弹药、伪造证件、投机诈骗等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

　　然而，关于中国和韩国对六名劫机罪犯的处置，双方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中国方面坚持，卓长仁等罪犯在劫机以前已犯了窃枪潜逃等罪行，而且武力劫持民航飞机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因此要求南朝鲜当局将六名劫机罪犯交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南朝鲜方面则表示要按他们的法律处理。中国对此表示遗憾，并声明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事件促成了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韩国官方的首次友好交往，同时，这个事件也为台韩关系恶化揭开序幕。

    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当局公然称赞劫机罪行为“起义”，并表示“欢迎机上人员赴台”，台湾当局频繁活动，对南朝鲜当局施加压力，计划派遣一个由18人组成的所谓“律师代表团”飞赴汉城，企图把6名劫机罪犯遣送至台湾。1983年5月24日，韩国汉城地方法院以涉嫌违反《航空器运输安全法》为由，将卓长仁等六人正式收押。6月1日，汉城地方检察院以违反韩国《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等罪名对6人提起诉讼。

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正式开庭审理，8月18日，该法院以违反《航空器运输安全法》《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及《出入国境管理法》，判处卓长仁、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判处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判处吴云飞、高东萍有期徒刑2年。六人不服判决，向韩国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上诉，但均被驳回。

仅仅在1年3个月后，韩国司法当局即宣布对六名罪犯“停止服刑”，并将其“驱逐出境”，六人随即前往台湾，抵台后受到隆重欢迎。六位劫机犯被台湾当局称为“投奔自由的{fangong}义士”，并被赠与巨额黄金作为“奖励”。蒋经国亲自“召见”，并指示所谓的“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学习，“以使6人在台湾一生都过得无忧无虑”。

在卓长仁事件的示范下，台湾似乎一时成为劫机者的天堂。到了1993年，中国大陆共有10架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全部飞往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这一年也被称为“劫机年”。并无学术专长的卓长仁先被安排在“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研究员”，后“留职停薪”被安排到台军“政战学校”“深造”。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的数据，卓长仁曾在台北等地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工厂、学校、机关及台军中发表近百场{fangong}演说。

　　就在国内反思劫机事件暴露的制度短板之时，卓长仁等人的个人命运也正在发生巨变。一度在台北拥有千坪以上的土地的卓长仁最初生活堪比富豪，但他很快将其挥霍，加之两岸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他已渐渐失去政治宣传的价值。卓长仁先是被“政战学校”抛弃，随后又被“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停职停薪，生活迅速陷入困境。卓长仁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

    1991年8月16日，卓长仁因投资期货严重亏损、负债累累之故，伙同姜洪军以及1985年从福建乘船偷渡到台湾的施小宁等人，绑架了台北市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然后向其家人勒索5000万新台币。后因勒索未果，卓长仁等人将王俊杰残忍杀害并弃尸桃园。后三人被捕。该案一审、二审均以“一级谋杀罪”判处卓长仁等人死刑。

    2001年8月10日晚10时07分，赴刑场时卓长仁坚持身着18年前劫机到南朝鲜时的衣服。翌日，台湾媒体评论道：“昔日名利双收的‘{fangong}义士’，如今步入刑场，自由的真谛为何，值得吾人深省”。其妻高东萍独力抚养与卓长仁所生的两个小孩，并沦为低收入户。王艳大现在是台湾某生化公司负责人，安伟建于台北体育学院担任公务员，吴云飞现任职于台电公司

古浪

到了1993年，中国大陆共有10架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全部飞往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这一年也被称为“劫机年”。

语默轩

惊心动魄的人生